應邀出席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、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勝利八十周年的紀念大會，會場上介紹「拔萃擦鞋團」的展板，令我不斷徘徊反思。

1937年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軍民浴血奮戰的消息傳到香港，其時拔萃男書院（Diocesan Boys' School, DBS）已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學府，學生多來自社會上層或名門望族，然而這些「天之驕子」依然熱血盈腔、義憤填膺、熱情澎湃、義不容辭，決心為抗戰出一分力。1938年1月11日，在寄宿生提議與校方支持下，「拔萃擦鞋團」（DBS Shoe Shining Club）正式成立。他們的口號 —「擦鞋救國」— 既簡單又直接，把他們的赤子之心表露無遺。

「拔萃擦鞋團」的行動既有組織，而且迅速。隊員們每逢星期五，就會放下社會上層的身段，在校內為同學和老師擦鞋，其實是以每次收費形式進行募捐，將所得款項全數交「香港婦女慰勞會」買物資支援前線。到了星期六，他們則會前往全港其餘十多所不同的中學提供服務，通過親身勞動，放下精英的身段，以最接地氣的方式，喚醒社會各界的抗日救亡意識。

他們每次只收費一角（0.1），即當時頭等電車費價，同比今日可能只是幾元；但再對比物價，那就是當時5-10份報紙的價錢了（報紙價錢是一仙或兩仙，0.01/0.02），相當於今日的數十元；如果類比薪金和開支，當時非技術工人月薪為15元至50元，二人家庭的基本生活衣、食、住開銷，每月要20元，那就更是日薪的幾分之一。由此推測，「拔萃擦鞋團」有定價策略的：一來是以富裕人士為目標，從而減少勞動的次數，不影響學業；二來想付錢的人，不論貧富都對所付的錢「有感」，能認真看待這件事。

「拔萃擦鞋團」本身也相當認真。據資料記述，他們又用演說和表演宣傳，甚至出版周報紀錄此事，還把帳目在1938年的校刊公開——他們在一個學期共籌得約278元。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願意彎腰為別人服務，本身帶來的道德感召力遠遠大於金額本身，很快，其他學校的學生紛紛仿傚成立「擦鞋團」。到了1938年廣州淪陷，難民湧入香港，各校「擦鞋團」學生便聯合起來，帶同物資前往新田、廈村、粉嶺探望和救濟難民。

他們都是挺身而出的凡人，除了團長董錫光，其他人都沒有留名。只有拔萃男書院的學生閱讀校史，或者他們的後人，才知道這件事。會場展板上的資料不多，主持人介紹的時間也有限，展板上甚至呼籲當年有參加過的團員現身，或提供更多資料。我謹將手上的資料彙集成文，希望讓多一點人知道香港史上，學生也曾在面對侵略時譜寫過一段不起眼但絕不應忽視的抗戰詩篇。